金學曙，出生于1922年1月，是新中國第一代西醫，同時又對中醫有所研究，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中西醫兼修的醫生，被公認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20位杰出女性”之一。

冒險義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在上海霞飛路虹橋療養院一處僻靜的角落里，夜深人靜，只有一點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張年輕又嚴肅的臉。那是個一襲白衣的女青年，披著深色外套，盡量壓低身體，遮擋著一堆正在燃燒的紙張。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顫抖，不時警惕地環視周圍，生怕被人察覺。

原來，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條件。同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打響了渡江戰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蔣介石趕到上海，當天緊急召見一批軍政要員，除了給部下打氣，還要屠殺一批革命志士泄恨，其中就包括民盟負責人張瀾和羅隆基。1949年5月9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便準備拘捕張瀾、羅隆基，但因二人是很有影響力的民主人士，他們原本擬定的直接刺殺計劃被迫擱淺，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黨爭取過來的閻錦文從中斡旋，拘捕改為就院監守，張瀾和羅隆基被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206號病房，由三名住在205病房的警備隊員晝夜輪班看守。

張瀾、羅隆基二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憂慮的，是民盟大批愛國志士的生命安全。他們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將令愛國者們在敵人最后的瘋狂反撲中被按圖索驥、大量屠殺，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后果不堪設想。

張瀾急于要銷毀手里的大批文件資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況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便讓1947年即已入院治療的羅隆基去想辦法。羅隆基終于避開特務們的嚴密監視，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學曙的小醫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羅隆基住院期間，金學曙就曾多次幫助過他傳遞信息，因此羅隆基才對她格外信任，于是就找她幫助張瀾銷毀文件。但這次不同往日，金學曙知道，虹橋療養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國民黨軍警特務，她還知道隨著解放軍逼近上海，大戰在即，國民黨正在大肆搜捕、殺害進步人士和地下黨員。雖然在各方斡旋下，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馬上對張瀾和羅隆基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醫務人員，無人保護，幫助張瀾和羅隆基的行為一旦被發現，特務軍警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殺害自己，除了打擊報復，還可“殺一儆百”，起到恐嚇威懾作用。

金學曙沒有上過戰場，手里只拿過醫療器械，但日寇的炸彈令她父母雙亡，成為孤兒的童年經歷，給了她非同一般的堅毅和對戰爭與和平的深刻認識。她深知，唯有順應民心的隊伍，才能為人民爭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支持的，不正是這樣的隊伍嗎？

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個人的生死又何足惜。雖有性命之憂，但是大義當前，年輕的金學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同意了羅隆基的請求。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她告訴羅隆基自己晚間會來打針送藥，借此機會可先轉移一小部分文件，讓他和張瀾提前做好準備。

就這樣，金學曙利用自身行醫問診的便利，憑借過人的膽識和機智，成功避開特務軍警的耳目，歷經多次驚心動魄、一波三折的迂回過程，終于把張瀾和羅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轉移，并分批銷毀，確保了上海解放前夕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安全。

永不下班的“仁心醫者”

新中國成立后，金學曙馬上就奔赴百業待興的北京投入新中國與人民日報社的建設事業中。在人民日報社工作幾十年，“她酣睡中披衣而起，匆匆出門的場景”讓人印象深刻，哪怕耄耋之年依然如此。

每天清晨7點前，金學曙醫生就要帶著提前蒸煮消毒好的注射器，先為有需要的患者上門打針送藥。接著，要在單位辛勤工作。哪怕等到下班了、周末了，她還是不能休息，要到各個宿舍區義務出診。無論黑夜白晝，無論寒冬酷暑，無論刮風下雨，只要病人需要，她都毫不猶豫、不顧疲勞，披上衣服就去出診。

一次，夜里兩點多，她突然聽到有人不停地敲窗戶，原來是患者家屬。年過六旬的她毫不猶豫地起身收拾好醫務用品，只和家人匆匆撂下了一句話：“救人要緊！”

還有一次，大雨滂沱，北京從來沒有下過那么大的雨，積水已沒過小腿，但為了救治報社同仁，她還是不顧危險上門診治，回來時已是全身濕透，她自己卻無暇顧及，還再次打電話叮囑病人家屬。不想由于泥水太臟，且滲入肌膚，第二天她皮膚開始發炎，加之全身淋雨，發起了高燒。

2003年，她已經81歲了，可報社同仁幾十年來已習慣了有病便向她求助，忘記了她已不再年輕。她不顧高齡與家人的極力勸阻，還是那句話：“救人要緊！”

老鄉們眼中的“活菩薩”

“文化大革命”時期，金醫生和人民日報社的干部群眾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和北京小湯山的“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干校條件異常艱苦，與北京沒法比，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令原本從事文職工作的很多報社人難以適應，有些人因此生病。

葉縣干校條件雖然艱苦，但畢竟有醫生在，比起駐地農民群眾缺醫少藥的情況，還是要好得多了。金醫生了解到當地老鄉們的困難情況，就主動為他們送醫上門，義務出診。金醫生對每一個患者都盡心診治，不遺余力。得到治療的鄉親們，一傳十、十傳百，都知道了金醫生醫術高明，人又和氣，都想找她看病。遇到緊急情況，即便是半夜三更，道路泥濘，即便是漫天風雪，嚴寒刺骨，金醫生都堅持前去，治病救人。

在一次次出診過程中，金醫生心痛地發現，因為缺醫少藥，當地產婦們沒有條件去醫院生產，都是在家里生孩子。而當地貧苦農民群眾又缺乏醫療衛生常識，家里衛生條件也很差。此外，她們生孩子，不是在炕上生，而是在鋪上稻草的地下生。農民家里也沒有電燈，金醫生都是跪在地下摸著黑給產婦接生。更糟的是，嬰兒出生后，老鄉們就用瓷碗碎片或樹枝把臍帶拉斷，整個過程極不衛生，孩子和產婦都很容易感染，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在為老鄉們服務的過程中，金醫生覺得自己因為不是專業婦產科醫生，在接生方面還不夠專業，就主動向領導提出，要到協和醫院婦產科去學習。金醫生在協和醫院婦產科學習期間，遇到了婦科專家林巧稚，林巧稚看她年齡不小了（金醫生那時已50多歲），卻還學習得格外認真，心感好奇，就問她是哪個單位的。其他醫生告訴林巧稚，這位金大夫是人民日報社的，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因為不是專業學婦產科的，對于接生還不夠熟悉，在這里進修一下，回去是要為貧苦農民服務。林巧稚一聽金醫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貧苦農民群眾，便緊緊握著金醫生的手說：“好，那我們可得好好教你！”林巧稚對金醫生十分照顧，讓她在短時間內提高了很多。

很快，金醫生就回到了干校，用她新學來的技術，更好地為老鄉們服務。利用回京的機會，金醫生還從本就十分緊張的工資中省下錢來，自費買了瓦數高的大電燈泡，又買上幾塊大塑料布，一路風塵仆仆地帶回干校。就這樣，金醫生在干校這種異常困難的條件下，發揮自己的才智，組建了一個盡可能減少感染機會的“臨時產房”：在接生時，金醫生把買來的大燈一開，助產時的視野就清晰了許多；老鄉們地下鋪的稻草不衛生，她就把消過毒的塑料布鋪在上面，既隔離了細菌，又方便清理；給新生兒剪臍帶時也改用了消過毒的剪刀，孩子和產婦的感染率因此大大降低。這因地制宜又不費老鄉一分錢的“臨時產房”，受到當地群眾的極大歡迎，但因為沒有產床，產婦們還是在地下生產，金醫生他們仍然只能每次都跪在地下給產婦們接生，有時候遇到產程較長的情況，金醫生一跪就是好幾個小時。

那些年，不知多少瀕臨死亡的產婦和新生兒轉危為安，多少險些家破人亡的家庭重獲團圓。老鄉們因此都稱金醫生為“活菩薩”“金菩薩”。

這是質樸的老鄉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詞匯，但金學曙醫生是不拜菩薩的。她有著更為堅定的信仰，那就是無數新中國建設者們共同的信仰，永遠把國家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共產黨人共同的信仰。懷著金子一樣燦爛光輝的共產主義信仰，懷著鮮血一樣熾熱濃烈的偉大愛國情懷，金學曙醫生蠟燭般燃盡了自己的一生，為那面共和國的旗幟，添上了一抹絢麗的殷紅，永遠飄揚在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的心中。

  來源：中國方正出版社《醫藥領域廉潔教育案例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