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方舟，出生于1926年，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院長、一級教授，曾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被評為“感動中國2019年度人物”。顧方舟醫生對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及控制進行了長達42年的研究，是我國組織培養口服活疫苗開拓者之一。

由小家到大家，毅然選擇從醫路

顧方舟出生在上海，他父親是做海關工作的，在那個戰亂的年代，沒有什么工作是穩定的，顧方舟的父親就經常性去到各地任職。顧方舟小時候跟著父親去過不少地方，漸漸地也對父親的工作充滿向往，如果不是因為一件意外，可能顧方舟長大后就會步入和父親一樣的道路。

1931年，5歲的顧方舟迎來了噩耗，年僅33歲的父親因為感染了黑死病離開了人世，顧家的命運仿佛一夜之間發生了轉變。父親去世，家里喪失了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母親痛苦不已的同時，還要養活4個孩子，生活的重擔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來。

一天，母親把顧方舟叫到面前，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孩子，以后去學醫吧，當醫生是人家求你，而不是你求人家。”

父親患病時，母親為了給父親求醫，幾乎是跪著哀求醫生，可最終還是沒能挽回父親的生命，為此母親也投入了護士的行業，在天津開了一家助產診所。

顧方舟后來也經常說“我是在母親的心愿下走上學醫這條道路的”，當然父親的去世也給了他很深的影響。

隨著父親“走南闖北”之際，他就親眼看見了許許多多遭受疾病折磨的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衛生條件很差。許多人吃都吃不飽，更別提干凈了，而且受到戰亂影響，人們朝不保夕，也沒人去在意衛生條件了。

1944年，18歲的顧方舟考入了北京大學醫學院，勤奮好學的他不僅學習成績優異，還經常做些“善事”，利用課余時間到學校外進行“義務看病”。一方面“義務看病”培養了他醫學技術和醫學知識，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成了他至死不渝的信念。

1948年，顧方舟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老師建議：“你去當外科醫生吧，中國正缺少優秀的外科醫生。”可顧方舟卻不這樣認為，他覺得中國的外科醫生雖不多但也不少，可研究公共衛生的醫生卻十分稀有，戰爭總會結束，與其多救治幾個受傷的病人，不如去拯救未來中國千千萬萬的人。懷著這樣偉大的想法，他投入到了公共衛生研究領域，成了專注于公共衛生事業的醫生。

肩負重任，出國留學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顧方舟“臨危受命”接受國家派遣，上了前線當起了戰地醫生，志愿軍戰士們喝雪水，吃冰饅頭，患痢疾的不在少數。顧方舟在朝鮮戰場上待的時間不久，但他的感觸卻很深，他曾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以前我總以為，只有人會因為生活條件限制，迫不得已患上痢疾。”可在戰場上，許許多多的戰士前赴后繼，不顧生命危險保家衛國，“他們本可以不用患病的”，顧方舟流淚說道。

為了打敗敵人，身體安危早已經被他們拋之腦后，這樣不顧一切的精神令他感動，也讓他下定決心：“不僅要救治戰士，更要使千千萬萬的人免受疾病的痛苦。”

然而到了1951年，一封讓他速速回國的電報交到了他的手上，當時他還迷惑不已，還有許多的戰士在等待著他治療，他怎么能拋棄他們先一步回國呢？

他暫時收起疑惑，聽從了上級的指派，原來，是周恩來總理下令，讓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優秀醫生到蘇聯學習，因為有更“艱巨的任務”在等著他。

顧方舟不知道的是，朝鮮戰爭已經是臨近尾聲了，國內各種各樣的傳染病困擾著中國的衛生事業，國家需要他，他義不容辭。1951年7月，他踏上了蘇聯求學的道路，在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學習，一直到1955年取得了病毒學博士學位，成了新中國成立后極其稀缺的醫療專家。

為了千萬孩子，“咬緊了牙關干”

顧方舟的名字會與孩子們聯系在一起，是因為一種頑劣的疾病——小兒麻痹癥，醫學名稱是脊髓灰質炎，一種嚴重威脅兒童健康的急性傳染病。

20世紀50年代，小兒麻痹癥在國內暴發，病毒從江蘇南通逐漸蔓延至全國各地，隨后迅速蔓延，青島、上海、濟寧、南寧……脊髓灰質炎的罹患者基本是兒童，既無藥可醫，又沒有預防辦法。

一時間，全國聞之恐慌。

1957年春，原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親自找顧方舟談話，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顧方舟。擔此重任時，他年僅31歲。

臨危受命的顧方舟調查了國內幾個地區脊髓灰質炎患者的糞便標本，分離出脊髓灰質炎病毒并成功定型，發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分離與定型》。這項研究是我國首次用猴腎組織培養技術分離出病毒，并用病原學和血清學的方法證明I型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研究為標志，顧方舟打響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戰。

1959年3月，衛生部決定派顧方舟等人到蘇聯考察脊灰疫苗的生產工藝。

當時，美國和蘇聯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疫苗分為活疫苗和死疫苗兩種。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貴，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問。

一時間，“死”“活”疫苗兩派各持己見，爭執不下，更沒有人能解答中國要選擇哪一條疫苗路線。

顧方舟結合當時的中國國情，給出了自己的判斷——若決定用死疫苗，雖可以直接投入生產使用，但國內無力生產；若決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國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他果斷建議：我國不能走死疫苗路線，要走活疫苗路線。

不久，衛生部采納了顧方舟的建議。1959年12月，經衛生部批準，中國醫學科學院與在北京的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協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顧方舟擔任組長，進行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1959年，我國脊灰疫苗生產基地在昆明設立。不久后，為了畢生的科研事業，顧方舟舉家遷往昆明，他曾這樣回憶道：“那段時期真是太艱苦了，可是大家在那個時候確實是勒緊了褲帶，咬緊了牙關干。”

不顧危險，喝下第一瓶疫苗溶液

1960年春節前夕，由顧方舟率領的試生產小組，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批500萬人份脊灰減毒活疫苗。在一期階段，顧方舟和同事們決定自己先試用。他冒著可能癱瘓的危險，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

一周過去了，顧方舟沒有任何不適。

然而，他依然面臨著一個一直擔憂的問題——成人本身大多就對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須證明這種疫苗對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誰的孩子試驗呢？又有誰愿意把孩子留給顧方舟做試驗呢？

望著已經進展至此的科研，他咬了咬牙，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拿自己剛滿月的兒子做試驗。

在他的感召之下，同事們也紛紛給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測試期慢慢過去了。面對著孩子們的笑臉，顧方舟和同事們喜極而泣。

有人這樣評價，這些初為人父母的年輕人，用一種看似殘酷的執著，表達著對國家、對人民、對科學的愛。顧方舟的疫苗經過了I、ⅡI、Ⅲ期臨床試驗，Ⅲ期臨床試驗的圓滿成功，表明顧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產、給全國兒童服用了。

可又一個問題出現了，孩子們不愿意“喝”疫苗。“那就做成糖丸吧！”顧方舟當機立斷，以奶粉、奶油、葡萄糖和疫苗混合，做出了“固體疫苗”，孩子們愿意吃，也方便了運輸和保存。此后，顧方舟一直奮斗在“糖丸”疫苗的繼續研發當中，他要找出一個最合理、最實用、最有效的配比。1985年，三價糖丸疫苗成功誕生，并開始全國推廣。經過數十年的努力，2000年，脊髓灰質炎被中國徹底“消滅”，中國已經沒有一例脊髓灰質炎病癥。

就這樣，一顆小小的白色糖丸成了許多孩子的童年記憶，“糖丸爺爺”的稱號也由此而來。

感動中國2019年度人物組委會用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顧方舟的一生：“舍己幼，為人之幼，這不是殘酷，是醫者大仁。為一大事來，成一大事去。功業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靈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載著新中國的孩子，渡過病毒的劫難。”斯人已去，精神永存，讓我們永遠懷念“糖丸爺爺”。

來源：中國方正出版社《醫藥領域廉潔教育案例讀本》